因为一级官职，因为一个肩章甚至肩章上那一颗“豆豆”，多少年来，高风亮节的故事至今流传的甚多，而“因嫌纱帽小，致使枷锁扛”的也不是没有。
“许光达让衔”，知道的人或已不少——1955年大授衔，他得知将被授予大将军衔，连夜给毛主席和军委写报告，“我扪心自问，论德、才、资、功，我佩戴四星，心安神静吗……对中国革命的贡献，实事求是地说，是微不足道的……现在我诚恳、慎重地向主席、各位副主席申请：授我上将衔。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”。毛主席看了许光达的“让衔报告”，热情评价道，“五百年前，大将徐达，二度平西，智勇冠中州；五百年后，大将许光达，几番让衔，英名天下扬”。毛主席特别指出，这是一面明镜，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！
被“誉为”明镜者，还有一位徐立清。时任解放军干部管理部负责人的徐立清具体负责授衔工作，是主要的“操盘手”。评衔开始后，按他的正兵团级可评上将，可是他多次主动提出将自己降为中将。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老总屡屡做他的工作，徐立清仍坚持让衔。在给军委的信中，他恳切地说，“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，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，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。论德、才、资、功，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，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。”连周总理听说后找他谈话，也被他说服了——总理称赞道，“毛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镜子，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。”
这两面“镜子”的故事，为什么要铭记不忘呢？因为“镜子”也可以照出“两面”。许光达、徐立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浴血奋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授衔时却如此高风亮节。相比之下，党史军史上也曾有悔恨一生的反面教材，甚至锒铛入狱的惊人案例——1951年，时任开封市委书记的戴某人，居然也是“写信”，向中央要一个“省委书记”的乌纱，只讲过去的功劳，全不谈自己在历史上的严重错误。毛主席怒斥之下，断然拍板“永不录用”。次年2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便刊登了对其“双开”的决定。虽然多少年之后，戴某人恢复了一些待遇，但这对他、对全党，不啻是一种莫大悔恨和深深教训啊！
当然这些年来，还有一个曾任为某部政治部主任的卢某人，落马一查，竟无一文受贿，行贿却达数千万元！原来这个小企业主出身的卢某，“就是想当官”，据央视披露，他曾向20多位党员干部行贿，一路打点开路上位，竟变了个“高官”。卢某已经因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判了12年大刑，这不正是“因嫌乌纱小，致使枷锁扛”的镜鉴吗？
“镜子”的隽永，远远未曾消褪。这些年来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政治生态清风气正是主流基本面，一批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经严格考察走上各级领导岗位。但为了要“进步”这个本来并不错的“要求”，也有少数心术不正者以“旁门左道，曲线捷径”跑官要官甚至砸钱“买官”。在个别地方，不是还出现了一个局长一个区长“明码标价”的极端个案吗？“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”，不是在少数官场成了流行一时的“口头禅”“升官诀”吗？当然，还有那种名为“政绩”实为“要官”的风气，什么“形式主义出官”“好大喜功上位”以及为了“官升一级”、为了“领导青睐”而不顾财力民生盲目“大干快上”以博一顶更大乌纱，造成地方寅吃卯粮、负债累累，“连利息都付不起”的某种变态变形吗？
所以，这一切“少数异类”，难道都不值得用毛主席、周总理赞誉的“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镜子”时时地照鉴一下，难道不应当重温七十年前许光达、徐立清等“让官降衔”的强烈现实意义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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